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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飞艇投注:南和县历史》第一编第六章

  1944年,英勇的南和抗日军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敌我力量经历了长时间的彼消我长的过程之后,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

  大家脱了布鞋装进背包里,卷起裤腿,由三个善于游水的队员打先锋,排好队列下水前进了。他们的方向是朝北走,而河水的流向是自西向东,所以腿的左侧总是有水冲击的感觉。他们通过重重水泡的高梁地和荆棘林,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一个多小时。队长估计快到岸了,便和小赵赶到前面察看情况。张力更突然一个趔趄,掉进了一人多深的沟里。队长不会游水,怕暴露目标,被敌人发现,又不好叫喊。正在危急时,幸亏赵清江一个猛子扎下去,把队长托了起来,才脱离了危险。

  首先,县委选定高庄为赎地工作试点,由抗日政府代县长张力更和三区区长康宁具体负责。高庄村地处南和、鸡泽、永年三县交界的地方,属于敌占区,附近虽有段村、阎圈两个伪军炮楼,但都已被我方所控制。高庄村是县抗日政府干部经常活动的地方,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群众要求赎地的呼声最高。

  1944年5月前后,完成了扩兵任务,为滏西支队补充战士60余人。南和县大队补充40人,一区区分队6人,二区12人,三区15人,四区10人,公安队3人,共扩充兵员146人。1944年底,南和抗日队伍人数已达到220余人。到1945年初,迅速发展到400余人。

  1941年下半年,由被俘的日军士兵秋山良照等人在河北枣强成立了“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后改称“日本士兵反战同盟冀南支部”)。刚成立时只有3人,后来发展到16人,秋山良照成为“日本士兵反战同盟冀南支部”的负责人。在对日军开展宣传活动中他最积极,出的主意也最多。他们还组织出版了《日本士兵之友》和《战友》等刊物,向日军开展宣传工作。他编写了许多宣传品,画了许多宣传画,有些宣传品还署上他的名字,秋山良照在冀南日军中名气越来越大,对日军影响也很大。日本侵略者十分害怕,竟说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在1942年“四·二九大扫荡”中,秋山良照被敌人包围,他装作哑巴给敌人带路,趁机溜走,尔后又回到冀南抗日部队。

  在这种灾荒情况下,日伪为了解决他们的吃粮问题,经常出动四处“扫荡”,大肆抢夺粮食。1944年1月6日,日军集中南和、永年、鸡泽、沙河、曲周、临洺关等地伪军2300余人,其中南和敌人出动日军26名,伪军300名,对滏西地区进行“扫荡”和抢粮。1月7日,南和、永年、沙河三县之敌,继续对永北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抢粮。敌人将五湾、二庄、正西、高村等村包围,抢走大批粮食,仅高村就死伤群众十余人,群众纷纷逃至里首一带躲避。从6日至13日,日伪抢走300余车粮食和其他物资,造成群众伤亡400余人,根据地受到严重损失。日伪军还以派购战备物资为名,向南和及南沙地区各乡、村进行“征购”,进一步地疯狂掠夺。据当时的统计,日伪军掠夺的物资品种和数量十分惊人,有苇席45000张,花生米350吨,芝麻30000斤,牛皮9000张,山羊皮2000公斤,山羊毛7000公斤,棉花50000公斤,棉籽30000公斤。其中仅东宋村乡就掠夺走苇席1595张、花生米12吨、芝麻1225公斤。

  南和及南沙地区的敌伪工作主要由南和敌工站负责。敌工站原系军队系统,归冀南第三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领导,因实行一元化的对敌斗争,同时又属南和县委领导。南和县敌工部于1943年设立,对外称“敌工站”,对内称“敌工部”。申政(王献平)任敌工部(站)长,并参加县委。敌工站主要成员有申政、王宏(高士)、李福琴等。南沙地区敌工站主要由任玉亭、周世君、郑光等负责。

  1943年入春以来,冀南大部地区出现了数十年未有的特大旱灾,一直到9月,几乎滴雨未下,许多水井干涸,河流断源,土地龟裂,禾苗枯死。全区共有884万亩耕地未能播种,夏收只有三、四成,给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困难。在南和县东南部及南沙地区灾情十分严重。9月以后,冀南大部地区又连续7天普降大雨,河水猛涨,冲破河堤,冲毁农田,秋收只有二成左右。1944年,南沙地区44个村庄(不包括邢台部分),共有土地73500亩,其中14个村庄受水灾,达8300亩。

  秋山良照的反战宣传活动,搞得日军士兵整天心神不定,惶惶不安。当时,驻南和的日本士兵都知道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使得驻南和日军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出来扫荡,对促使日军厌战思乡、瓦解日军战斗意志,起到了很大推助作用。由于受到秋山良照的宣传影响,驻守南和的日军有的士兵怀乡思亲,情绪低落,日军长官很快便把他们调走了。

  对于伪乡、保政权采取争取、教育、团结、改造的方针,只要为抗日工作,其组织形式可以不变,对日伪可以应付,逐步达到“革命两面派”,最后成为抗日民主政权。1944年初,宋村乡长冯德润卸任。地主派提出要家道殷实的胡正心当乡长。武工队发动群众推选对抗日工作比较积极的李万仁当乡长,最后李万仁当选了乡长。李任乡长后对武工队布置的工作,如清查黑瞒地,执行公平负担,都比较积极,使宋村乡变成了武工队的根据地。此后,南沙地区大多数的乡、保政权都进行了类似改造。

  工作组进驻后,在高庄召开了群众座谈会,说明赎地的意义和赎地政策。指出,在灾荒时期,土地买卖价格不合理,过去双方签订的契约,非自愿结合,实因灾荒所迫。抗日政府主张有敌大家抗,人人有饭吃,土地买卖要公平合理,等价交换。随后调查了该村在灾荒中买卖土地情况和灾荒前后的土地价格情况。经过研究认为,南和县属敌占区,应把赎地政策放宽一些,在阶级成分上,赎地户的成分下降半级,买地户的成分相对升高半级。这样统战性大一些,团结的面宽一些,阻力就会小一些,有利于在敌占区赎地运动的开展。

  另外,着重对伪军进行了政策宣传。武工队找伪军家属进行谈话,使其对当伪军的子弟进行教育。或给伪军官兵写信,讲形势政策,凡愿意当两面派的伪军,发给“公民证”、“回心抗日证”,或者发展为“抗日同盟会员”。武工队保证他们及其家属的安全。

  冀南三地委为了开辟这一地区,先前曾四次派人员进入。1939年“建立永沙南办事处”,第二年划为永年第二区;1941年建立“沙南县”;1942年派以秦明为队长的武工队进去,配备了军分区一个加强连,连长张长忠和指导员均是长征干部,战斗力很强,而且也积极开展了活动。但多次遭到日伪军的“扫荡”袭击,几个月后,武工队队长秦明就在一次任务中牺牲了。1943年春,滏西支队又派特派员兼南沙武工队长燕翼率领武工队员进入到南和县界,在里首村附近开展工作,就遭到日伪军的合围袭击,经过激烈战斗,才得以撤回。由于这个时期正处于日伪军的疯狂“大扫荡”时期,南沙地区抗日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

  “伪军兄弟们!”胡振兴用湖南人的口音开始喊话了。“我们是八路军,你们被包围了。”炮楼上传来了一片喊声、吵闹声。

  大家听了,精神大振,便摸索着向狗叫的方向前进。经过一番周折,黎明前,他们终于走出了水洼,来到了北岸沙滩上。仔细一听,连鸡叫声也听得清楚了,大家很高兴,但也更加小心了。来到宋村村头,按照事先约好的联络暗号,学了几声青蛙叫,隐蔽在宋村的地下党员立即迎上前来。为了避免走路有声音,引起狗叫暴露目标,大家都光着脚板行走,经过宋村转向最终目的地淮庄。

  抗日武装队伍由于长期在敌后分散游击,集中训练极少,远不能适应战略反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以及对付反动派可能发动内战的需要。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提出:各解放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应在不妨碍战斗和生产的条件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间隙,轮番整训部队,开展练兵运动,提高武装力量的素质,为反攻时扩大武装力量准备条件。

  晚上8点钟,胡振兴从村里找来了三个抗日积极分子帮忙。队长张力更站在炮楼东南角墙头后面,胡振兴站在炮楼吊桥对面的一棵大树后面,其余三个人分别埋伏在炮楼的西、南、北三面。

  1943年6月,针对严重的旱灾,行署号召各地大力开展打井运动,并拨出5万斤粮食进行奖励,每打1眼井,奖粮20斤。群众响应号召,全区共打井约1万眼。同时,采取以工代赈,组织灾民疏泻新旧河道,开渠引水,总计掘土达500万方。仅南和、鸡泽、永年等10多个县,增加水田3万多顷。

  南沙武工队武装人员编入滏西支队特务连,与南和县大队配合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1月1

  为加强南和抗日武装斗争,三军分区调派李双田到南和县任县大队大队副(大队长由县长弓长岫兼),刘金民任副政委(政委由县委书记乔增堂兼)。不久,刘金民调走,张章从新八旅调来接任副政委。县大队抗日武装逐步发展到50多人。

  1943年秋,在抗日第三区的高庄、河上村、东南张、杨庄、聂庄、西三召、南头等村庄有十几名党员都与县委接上了关系。1943年冬,县委将党的组织关系恢复发展到阎里、大郝、左李召、东辛寨一带,又有二、三十名党员建立了联系,一些村庄还恢复或建立了党支部。随着工作的开展,抗日斗争的环境进一步好转,1943年底,南和县委、政府机关抗日人员就是在高庄过的春节。

  通过各种方式的改造,在一些村庄形成了“两面政权”,群众称其为“白皮红心萝卜”。这种“两面政权”,表面上为敌人服务,实际上是为抗日政府办事。它不但能以合法的身份同敌人敷衍应付局面,巧妙周旋,保护群众利益,还可以利用这些机构,完成抗日政府的一些抗日斗争任务。在阎里乡,我们派员窦武昌到伪大乡当乡长;在侯村,派员马孔林到伪大乡当乡长。他们不仅平时张罗应付敌伪,保护群众,还较好地地完成上级布置的的任务。通过他们又让一些可靠的群众当上了伪村长、伪保长的,成为抗日乡长领导下的联络员。他们把各村的情况都掌握在手里,及时向抗日政府汇报。通过“两面政权”,敌占区变成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伪政权变成了掩护隐蔽抗日人员的保垒村。利用它监视敌伪活动,侦察敌人情报,抗日工作人员可以方便地住在伪大乡或村公所里开展抗日工作。

  大家注意观察了一下,果然不错。政委果断地说:“方向是搞错了,不能冒险前进。咱们到前边沙滩上停一停,研究一下”。于是大家摸索着到了沙滩上。周围仍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忽然,远处隐约传来几声狗叫,队长心里有底了,便小声地告诉大家:“同志们,找到方向了,狗叫的地方一定是宋村。”政委说:“对,我们游击区哪里有狗啊!敌占区才有狗呢。这一带地广人稀,除了宋村再也没有别的村庄了!”

  可是,此后郭庞庄仍不安宁。武工队的干部只要一进村就被敌人包围,村中的抗日交通站干部张益俭也被敌特暗杀。后来,武工队派段玉琦(南和西内人)打入沙河日伪军内部,才得知,郭龙庄的地主王爱印、王显及一个小保长经常给日伪军传送情报。没过多久,武工队就设计处决了地主王爱印、王显及小保长三名汉奸。从此,郭龙庄便安宁了。

  较长一段时间,县境内没有公开的抗日活动,敌人以为“肃正治安”,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外出活动有点无所顾忌了。一天大早,几个日伪军骑着大洋马,从县城出发,直奔段村村公所而来。村公所门外有几棵大枣树,几十米外有一片大苇塘。敌人把马拴在枣树上,进到村公所大发威风。村公所的人员都是抗日武装的内线,他们一边大酒大肉招待敌人,一边向县大队抗日武装送信。正当敌人酒酣饭足时,忽然村北枪声大作,村长佯装慌张,跑来报告:“太君,八路军来了,村北来了许多八路!”鬼子摸不清头脑,慌忙跑去牵马,这时苇塘里突然飞出几颗手榴弹,没等弄清怎么一回事,日伪军一个个被炸翻了。此后,抗日武装由隐蔽活动逐步过渡到进行半公开斗争。到1943年下半年,从鸡泽、平乡到南和三召村,敌伪三三两两不敢出来活动了。

  弓长岫、组织部长白梦笔、宣传部长王光福、民政科长韩贞品等干部分两批到河南林县南部岐阳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重点是整顿党的“三风”,即党风、文风、学风。在整风运动中,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照文件精神,联系个人思想实际,挖出“三风”不正的表现,纠正自身存在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思想。通过整风学习,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普遍的思想教育,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树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1944年秋,参加第一期整风学习的白梦笔带着学习文件和整风精神回到南和。为了在党内普遍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南和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决定全县开展党内大整风。这次整风运动的内容和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通过整风,要在党内进行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使我们同志的思想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

  面对天灾人祸,南沙地区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无法维持生产生活。如杜村,1944年3月统计,全村共520户,只有牲畜40头,十户不足一头。失去土地而逃荒的有30户,占6%;卖房的有300户,占54%。吃糠的70户,吃蒺藜窝头的120户,吃糠炒面的300户。整个南沙地区吃糠炒面的占25%,吃糠的占25%,少掺糠的占25%,大约共占75%,有饭吃的只占25%。

  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后被敌抓捕,叛变投敌,被派往胡佃村任小学教员,充当敌人坐探,暗地里破坏抗日工作。

  面对严重的困难局面,冀南党政军把救灾工作作为中心任务,建立了救灾委员会,积极组织生产,向抗日军民发放贷款,调剂粮食,赈救灾荒。

  1944年春天,为了躲避敌人的清剿“扫荡”,武工队由南和宋村转移到沙河小杜村,到村时已是下半夜,可天刚亮,日伪军就来了,武工队经过激战才得以突围。1944年秋,武工队长张力更带领两个通讯员到四区宋村等地开展工作。在东宋村东头一个联系点开了多半夜会后,张力更和两个通讯员及四区区长郑光四人由村东头转移到村西头住下。结果第二天刚黎明就遭到了伪军袭击。

  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的指示,号召华北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抗战,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在这一有利的抗日新形势下,南和县抗日武装也在为局部反攻做着充分的准备。经过几年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南和的抗日武装力量也逐步壮大。此时,为了进一步扩大县抗日武装,对敌伪展开更有力的攻势,改变敌强我弱的局面,适应局部反攻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对主力兵团给以兵员补充,根据三地委指示,县委决定扩充兵员。

  “是呀,”政委停下了脚步说:“我也觉着不太对头,我们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伪军弟兄们!日本帝国主义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父母妻子。你们都是中国人,应该为自己留条后路。现在怎么办!就是要学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跟着日本人干坏事。我们给你们每个人立了两本账,谁办了好事,就给谁记个红点;谁干了坏事,就给谁记个黑点,到那时我们是要算账的。”

  从1944年开始,冀南根据地各个战场开始发动局部反攻,南和县抗日军民也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大挫了敌人的锐气,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这是抗战以来南和县出现的令人鼓舞的新形势,也是抗战相持阶段后期的新特点。

  1943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县大队副李双田带领四名队员在段村一名地下党员的引领下,从段村西南穿过封锁沟,进驻到段村,乘夜色来到村伪保长家里。在李双田等抗日人员的耐心教育下,伪保长答应为抗日工作。经过几天的工作,又联系了几个愿为抗日工作的群众,县大队在段村虽然还不能长期驻扎,但有了落脚点,工作也能顺利开展了。此后,李双田带领部分队员进入段村都是由保长从伪军把守的吊桥接进去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展工作,三区的高庄、河上村、东南张、杨庄、聂庄、西三召、南头等村庄,已经有十几名党员接上了关系。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八路军又打回来了,抗日积极性又高涨了起来。一些村庄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抗日队伍平时就住在新开辟的这些村里。有时,还专门吃住在一些地主家里,只要他们不泄密,掩护抗日活动,抗日政府也不反对他们应付敌人,给他们以生存的条件。不久,邢济公路以北一些村庄也建立了联系。县大队开展工作也逐步变成了半公开形式。

  南和县大队根据冀南三军分区的指示,开展了大练兵运动。第一步为政治整军,密切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提倡尊干爱兵,拥政爱民,激发官兵的战斗意志。第二步是以提高投弹、射击、刺杀三大技术为中心的技术练兵运动。南和县大队、区分队及各村民兵自卫队,经过这次练兵运动,队伍的政治和军事素质都得到显著提高,战士的射击命中率和投弹能力、刺杀技术都普遍提高。为南和县抗日斗争转入战略反攻,做好了必要的军事准备。

  在具体实施中,抗日政府采取以下几个办法。贫农卖与富农者,可以赎回;贫农卖与上中农者,可以增价或赎回一半;贫农卖与中农者,可以增价;中农卖与富农者,可以赎回一半或增价;庄基房舍可照此执行。这些办法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赎地工作得以迅速开展。

  韩贞品的母亲被敌人折磨的奄奄一息,敌人也没有达到目的。后来,韩贞品通过各种关系进行营救,卖了三十多亩地,花了伪币“准备票”六千元,才将母亲赎回来。

  1944年春,滏西支队司令员赵海枫在永年焦作召开南和及南沙地区县主干会议,总结了南和及南沙的形势,并对1944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特别指出:南和及南沙地区在敌我力量未发生根本变化前,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大力开展敌伪工作,扭转南和及南沙的抗日局面。

  一些村庄的党组织恢复以后,县委为党支部或党小组建立一些规章,恢复了党的生活制度。县委十天或半月开一次党员碰头会,进一步健全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随后,中共南和县委正式提出整顿南和党组织,即“整支”,并制订了“整支计划”。主要是加强对党员进行抗战形势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联系革命先烈光辉事迹,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县委对建立党小组活动制度的支部,对每个党员都要逐一进行谈话,是否履行党员的四个基本任务,对积极的进行表扬,对不够积极的要进行教育,使党支部得到巩固和发展。同时,还提出评选“模范支部”,树立榜样。通过党的整顿建设,党员的党性和革命积极性提高了。特别是对以抗日为重点,团结群众、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积极为抗战做贡献的认识都提高了。

  日,南和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高庄召开机构调整主干会议。参加人员有县委书记乔增堂、代县长张力更、组织部长白梦笔、敌工站长申政、公安局长赵栋才、县大队副李双田。会议就县、区政府机构调整及干部配备问题作出安排。县长弓长岫,(因在中央平原分局参加整党,由民教科长张力更代理县长。)民教科长张力更,科员高鲁、白方辰。财政科长李耿夫(李怀之)。科员:财务行政王忠仁、翟建华,出纳余光(高同保)、库员施玉荣、契税赵庆铎、粮秣员韩双全。秘书处书记员董镜,事务会计张耀华,事务员安顺和、秦葵德,警卫员张功臣,通讯员阎庆理。县救国会(抗联)主任韩统华,秘书鲍耕西,事务员石进,民兵干事阎海光,通讯员回尚贤,王云(女)负责妇女工作。根据整风的需要,各区也进行了人员调整。第一区区长陈珊(程瀛珊),民教助理谢文修,财政助理丁洞华,公安助理徐龙(高歧)、刘善力,通讯员亭立。第二区区长康宁(张友勤),民教助理冯一民,财经助理刘少英、高海峰(董正蓉),通讯员龙德。第三区区长刘玉玺,财经助理孙敬甫,公安助理周洪波。第四区区长郑光,兼武装助理,财经助理林方,公安助理吴养心,通讯员刘宝玺。

  大家都停下来不走了,一起辨别着方向。可是,到处漆黑一片,他们又没有指南针,弄不清东西南北。要是天亮后被敌人发现,事情就麻烦了。正当队长皱着眉头苦苦思索时,一片高梁叶顺着水从他右腿右侧流过,叶片划在腿上麻酥酥的。队长心里一动,忙对大家说:“糟糕,我们走错了方向!”

  ,中共南和县委组织抗日干部在胡佃村参加整风学习。8名参加整风的抗日干部进驻胡佃村,在保长王堂的的安排下,白梦笔(组织部长)、刘玉玺等5人住在侯老拔家,任玉亭、王宏等4人住在侯舍的家。当晚,保长王堂的给整风班干部找被褥,在小学校门口恰遇教员李计姚。李邀王堂的进校闲坐,王以有事婉言回绝。当即引起李的注意,随即向王追问,王不经心地回答说:“村里来人了,要找几条被子。”边回答边走了。作为敌伪坐探的李计姚马上意识到:村里可能来了八路军。于是到街口探听消息。正巧碰到侯老拔的儿子在街里面玩。李计姚问:“为什么这几天没有上学?”小孩子年幼无知,突口回答说:“我家住了八路军,我爹不让我出门上学”。小孩子的话,使李计姚进一步证实,村里真的来了八路军。李计姚,杨李召村人,当年27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一切抗日积极因素。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南和县委、县政府按照三地委的指示精神,派遣二区区委书记张桂兰、民政科长兼二区区长韩贞品负责开展城北二区的统战工作。决定将主张抗日的股匪李计英部和陈冠英部纳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

  这几次事件给武工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给武工队在当地开展工作造成了不利的局面。武工队要想在南沙地区坚持下去,就必须破坏和摧毁日伪的情报网,惩处那些暗藏的汉奸特务。

  武工队是党政军民结合的一元化组织,武工队的骨干多数是员,经历了几年抗日斗争的锻炼,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和组织员。武工队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方针,往来穿插于南沙地区,分合自如,行踪不定,对敌人进行了明的、暗的、文的、武的等各种形式的斗争。依靠广大群众,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群众抗日武装、除奸反特、瓦解争取伪军、改造伪政权、清账反霸反贪污、清理黑瞒土地、实行合理负担、开展游击战争等,把敌占区变成了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逐步打开了南沙地区的抗日局面。

  郝桥镇伪警察所警长王进堂(三官店人),一贯敲诈勒索,欺压百姓,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纷纷要求抗日政府汉奸王进堂,为人民除害。县长弓长岫将这一除奸任务交给了抗日统战军执行。

  经过商议,南和县县委、县政府将李计英、陈冠英两支土匪武装改编为“南和抗日统战军”,李计英任统战军队长,陈冠英任副队长,接受南和抗日政府的领导。抗日统战军初建时只有20几个人,以后发展到40多人。后来有许多基层群众参加了进来,统战军的成分逐渐趋向纯洁。以后抗日统战军坚持在敌占区开展活动,配合抗日政府开展敌占区抗日工作。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恢复和整顿地方党组织,重新打开抗日工作局面。1943年夏,南和党政机关从鸡泽韩固、黄沟移驻到南和阎圈村。县委对恢复地方党组织做了明确分工。组织部长白梦笔负责邢济公路北一、二区基层党组织恢复工作,宣传部长王光福负责邢济路南三区基层党组织恢复工作。基本策略是恢复一点,巩固一点,在恢复、整顿的基础上,再逐步发展。

  “胡佃事件”发生后,县委决定采取武装行动进行营救。但适值分区正规部队去打大名县迥龙镇敌据点,一时难以组织有效的救援力量。南和县委鉴于县地方武装力量薄弱,如果单独行动,恐没有成功把握,因此营救工作没有实施。

  抗日人员撤离县境以后,地方党组织在敌人下,都已转入地下。哪些党员仍然坚持斗争,哪些党员隐蔽起来,哪些党员思想动摇或投敌叛变了……,这些情况都需摸清之后,才能分别开展工作。回县后,第一步先要摸清敌人的情况和地方党的情况以及社会势力和群众的思想动向。

  武工队在“左村事件”中遭到敌人袭击,受到损失。后经调查,是左村汉奸赵大会的弟弟赵二会到南和城向日伪军告密。抗日政府决定处决汉奸密探赵二会。1944年1月7日夜晚,武工队和抗日干部21人,秘密地到达了左村。武工队通过内线打开了寨门,迅速地到达汉奸赵大会的家门前,翻过高高的院墙,冲进屋里将赵大会、赵二会抓捕。武工队员贴了标语、布告,离开了左村,在路上处决了汉奸坐探赵二会。

  在日伪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摧残下,南和的抗日局面急转直下,抗日斗争完全转入地下。抗日统战军是当时活跃在南和敌占区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对敌占区日伪的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

  在上级的部署安排下,南和县委、政府及抗日武装都有了较大的增强,返回南和境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条件已经形成。于是,县委、政府决定打回老家去,站稳脚跟,恢复南和党组织,重新开辟南和抗日工作。

  南和伪特务队经常在辛庄一带活动,他们与当地土匪关系密切。大队副李双田决定,把敌人引出南和城,以逸待劳,打击伪特务队。李双田命县大队战士埋伏在辛庄,把住道口,严防敌特向县城敌人报信。并命区分队到离城三、四里处村庄,佯称征收物资,引敌上钩。果然,敌人很快得知消息,迅速出城赶来,企图消灭区分队。区分队边打边退,将敌人引到辛庄。但区分队不从村中穿过,而分兵两路绕过村庄,在村西南停下,停一会,打几枪。特务队以为区分队人少,疯狂追击、开火。一直把敌人引到村西的县大队埋伏圈。队长李双田一声令下,枪弹齐发。特务队还没有来得及还击,战士已猛冲过去,击毙敌人数名,十几个敌人成了俘虏。此次战斗,共缴获步枪

  9月,南和抗日县大队进驻高村。日伪军闻讯从沙河城杀气腾腾来到杜村炮楼,杜村炮楼距南和县大队驻地高村只有五、六里。企图对县大队进行抄袭。

  经过探查,统战军得知王进堂奉命将于次日去南和。第二天一早,统战军秘书陈英自告奋勇,独自一人携20响手枪一支,骑一辆破自行车,预先在丰化庄村北公路旁等候王进堂。

  张力更的嗓门大,夜深人静,声音传得远。队长讲到这里故意停了一下,侧耳细听,炮楼上仍是鸦雀无声,便继续讲下去。

  经过开展政治宣传工作,使广大群众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认识到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中国人民的依靠,是胜利的保证。八路军的威信在人民群众中大大提高。1945年春节,各村群众到武工队驻地送来了大批慰劳品,伪军也暗地里托人送来“贡品”。

  为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南和党政军机关人员广泛开展了生产自救活动。县抗日救国会在胡佃村种地数亩,县武工队种地五十亩,县政府机关种地五十九亩。全体党政军人员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边生产,一边战斗。当年,县抗日政府就达到了经费、粮食、蔬菜、穿衣的自给、半自给,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密切了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

  1940年,在山东堂邑地区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俘虏了10多个负重伤的日军士兵。但经医务人员抢救治疗,只救活了一个叫秋山良照的日本兵。在我方教育和政策感召下,秋山良照终于转变了立场,认识到抗日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1945年春,南和及南沙地区(南和县第四区)普遍建立了农村民兵组织,他们积极配合抗日政府和敌工部除奸反特,终于压住了敌伪的气焰,南和县城的敌人完全陷入孤立挨打状态。

  当时,不论南和还是沙河,县城的伪军人数都比日军多。这些伪军有的是被抓去的,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多数是南沙地区本地人,他们替日军把守着交通线和县界沟上的重要路口。除了对一些罪大恶极和顽固的伪军进行打击外,对多数伪军采取瓦解的政策,已经成为了必要。

  在敌后的冀南地区,由于连续的大灾荒和敌人的残酷掠夺,农村贫苦农民无法度日,不得已典卖自己仅有的少量土地以求生存。这时,地主、富农乘机廉价购买土地,形成农村进一步两极分化,广大农民沦为赤贫或贫农。

  1943年春的一天夜里,统战军副队长陈冠英带着杜小俊(杜科人)、王老脏(岗上人)和小五等队员如约来到东郑庄李发起家与新井会面。新井对这次见面很有信心,所以穿了便装,只带了两个随从。谈了没多久,新井的利诱没起到作用,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进行威逼。陈冠英怒不可扼,下令将新井等捆绑了起来。李发起见状连忙进行阻止,认为这将对他本人和家庭招致灾祸,不同意这么做。关键时刻,队员杜小俊、王老脏也产生了思想动摇,他们担心日军日后报复,累及家人。结果陈冠英的立场不够坚定,屈从了别人的意见,把新井又放走了。

  2月20日晚上,队长张力更和武工队员胡振兴(里首村人)来到里首炮楼附近。他们察看了炮楼四周的地形。选择了一个隐蔽的位置。他们首先利用月黑天,给敌人来一个假围攻,让伪军虚实莫辨,乖乖地听武工队“讲课”。

  南沙地区包括南和县西南部和沙河与邢台平汉铁路以东地区。这一地区自1937年至1943年,基本上属于敌占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日伪统治比较严密。日伪在南和、沙河两县及“永北”抗日根据地挖了县界沟,界沟重要路口筑有炮楼。乡镇和较大村庄均设有据点,并建立伪大乡和保甲制度,设立伪新民会、合作社及联庄会,加强对南沙地区的统治。

  连长穆振生带领一个排,肩扛歪把机枪,在离杜村半里之遥,正面与日伪军展开交火后。其他排、班战士,从左右两翼同时向敌人猛烈射击。穆连长扳动机枪越打越猛,敌军一个个应声倒地,尸体狼藉。骑在马上的敌军伪团长,也身中数弹,堕马落地,毙命身亡,敌军伤亡惨重。由于县大队攻势凌厉,敌人误认县大队是八路军正规军,而伪团长又被击毙,伪军成了一群乌合之众,无心恋战,纷纷溃散逃窜。这次战斗,县大队战士以寡敌众,英勇杀敌,出奇制胜,取得辉煌战果。消息传开,群情振奋,战士们受到群众热情欢迎,纷纷送饭送水。同时,日伪军遭受这次沉重打击以后,吓得敌人蜷缩在城内,多日不敢外出活动。

  9月,冀南区党委三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杨易辰亲自到滏西抽调了一批智勇双全、干炼精悍的地方党政干部和连排军队干部,组建了一支敌后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命名为南沙武工队。第三军分区为了加强领导,还指定地委委员、滏西支一队司令员赵海枫具体领导。队长张力更,政委王兆平,副队长周士君,手枪班长冉照须,参议张柳林。队员郑光(郑德福),负责群众工作。郑光于1944年9月改任南和县四区(原南沙地区)区长。丁一负责开辟沙河城南铁路东侧。任玉亭负责敌伪工作。其他队员有董炳炎、妙选、吴养心、侯际川、张富明、林芳、路剑锋、郑瑞、张功臣、白方辰等。武工队有一个坚强武装班,战士是从三军分区各连队调的班排长,每人都配有长短枪。

  同时,南和县抗日政府也做了调整。县长弓长岫(县委委员),秘书郑孟时,民政科长韩贞品,财政科长李怀之,武装科长刘国璞。三专署决定,南和抗日政府设立公安科,张凡夫任公安科长。不久,赵栋才从三分区调来接任公安科长。公安科下设公安队,张玉庄任队长,朱爱军任指导员,队员有30余人,

  一天傍晚,宋台街上说大鼓书,“老黄旗”躺在当街的一辆大车上听大鼓。县大队的队员悄悄逼上去,卸下了他的盒子枪,把他捆绑起来。县大队当场向群众宣布:“我们是八路军抗日政府,今天来为民除害,专抓‘老黄旗’的。”在宋台至郭平的路上,县大队枪毙了“老黄旗”。

  1944年1月,武工队手枪班班长冉照须带领范培堂(左村人)等五名队员到邢台东关执行了一个任务,回来时在左村停留。被汉奸密探发觉,报告给南和日伪,鬼子和伪军很快就来了。该村保长是武工队的联系户,他出来应付敌人,说村里没有八路军,于是敌人就走了。可是敌人刚走出村外200多米,就有汉奸报告敌人说,村里确实驻有八路军。在汉奸带领下,敌人二次返回村来将武工队包围。武工队员奋力往南突围,敌人火力很猛,魏小三刚冲出村外就牺牲了。其余四人虽然冲出了包围圈,但也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此后,武工队每次去左村,敌人都知道,甚至去一个工作人员,敌人也会包围搜查。

  抗日队伍返回南和站稳脚跟后,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在广大农村地区生存下去,牢牢把握抗日斗争的主动性,抗日政府对日伪建立起来的乡村政权进行了适当的改造。

  1944年2月19日,武工队开了干部会,决定利用晚上,给伪军“上晚课”。武工队分成三个组,政委王兆平等负责给高村、杜村、田村敌炮楼“上课”,队长张力更负责给里首伪炮楼“上课”。

  第一天先派刘麻的先带枪进去,住在炮楼里。第二天,再派三名队员化妆成治安军,骑自行车来到炮楼,借口借气筒给自行车打气,让伪军放下吊桥进入炮楼。另外,统战军大部分队员在距炮楼一里外的河滩上接应。

  高庄的试点打响了赎地运动的第一炮。根据高庄经验证明,赎地工作是可以有条件的在敌占区的村庄开展的。于是,南和县抗日政府发布了在全县开展赎地运动的训令。南和的赎地工作逐步由点到面地开展起来了。

  “伪军兄弟们!现在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抗日战争快要胜利了。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打了一个大胜仗,已经向德国反攻了。美国、英国也参加打德国了,不久德国就要失败。德国失败了,小日本更不在话下了。到那时,中国、苏联、美国都打小日本,你们想一想,日本国小人少,又很孤立,还能不败吗?”

  在日伪军进行疯狂掠夺的同时,伪乡、保长也趁机侵吞民财,贪污严重。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却把日伪军征收的粮食等物资摊派到广大贫苦农民手里,并加大数量从中克扣。北杨村刘世昌向百姓每亩多派粮28斤,只当了半年联保主任,就花3500元买了庄子,花费9000元购了六亩地。里首一保长只干了四个月,就贪污3000元。任维周只当了131天保长,克扣贪污钱财5571元。高村保长贪污更严重,除查证2万元外,还有5万元无法落实。

  任县骆庄位于任县、南和边界,村西澧河五孔桥旁设有一座日伪炮楼,驻有任县伪警备队一个小队。其主要任务是守护五孔桥,防止抗日武装破袭,阻断敌人的交通。骆庄炮楼距离南和的岗上、郝桥等村只有三、四里,对南和抗日统战军的活动威胁很大。

  1943年底,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由于日伪在南沙地区已统治了五、六年,日伪进行了大量欺骗宣传,大讲什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亡国论”,还有反动派散布的所谓“正统论”等等。加上武工队前四次进入南沙地区都没有取得胜利,不少群众对抗战能否胜利,胜利后、八路军能否站住脚信心不足。特别是伪军、伪组织人员及伪属受此影响很大。

  为了适应抗日斗争新形势的需要,加强领导,统一开展对敌斗争。同时,根据上级安排,大批干部需要参加整风学习,为了节省干部,抽出人员去参加整风,地方机构进行了重新调整。1944年7

  其他筑有敌人炮楼的村庄,如里首、阎圈、段村、旧果寨、三召等村,也进行了赎地工作。

  果然不久,王进堂骑着自行车向这边走来。陈英站在路边,亲切地称呼他:“进堂哥,你下来!”王进堂被叫蒙了,随即下了车,心里有点莫明其妙。陈英接着说:“进堂哥,你过来,我有事告你说”。陈英将王进堂叫到路边,还没等王进堂反应过来,陈英一枪将其击毙。陈英取下王进堂腰中的短剑,掏出他的手枪,骑上他的新自行车,返回了梁庄。

  敌人将刘玉玺、余光等五人关押在伪县公署监狱,对他们采取种种手段,软硬兼施,企图使他们叛变投敌。不久,白梦笔、康宁、陈珊履行“悔过自新”手续,被敌人取保释放。三人虽然履行了手续被敌释放,但始终没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南和党组织和抗日机关未受到损失。但刘玉玺、余光两位同志胸怀革命大义,气节高尚,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们都坚贞不屈,拒绝向敌人履行“悔过自新”手续,始终坚持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月16日(农历腊月初三)晚,到县城向伪军告密。翌日拂晓,伪县长李世勋及保安团团副刘国栋率领大批伪军,在李计姚引领下,乘汽车来到胡佃村,将该村团团包围。正在整风的抗日政府人员,经过商议,认为敌众我寡,突围已不可能,决定分散隐蔽。于是,白梦笔、陈珊、康宁、刘玉玺、余光隐藏在侯老拔家,任玉亭、张桂兰、王宏、鲍耕西隐蔽在侯舍的家红薯窖内。天亮后,敌人进村挨户搜查。侯舍的家地窖伪装严密,未被敌人发现。敌人将侯母拉到院内,把老人打得遍体鳞伤,老人始终不说八路军藏在哪里。在侯老拔家,组织部长白梦笔、一区区长陈珊、二区区长康宁、三区区长刘玉玺、财经科科员余光五人陷入魔掌,不幸被捕。下午两点钟,敌人用汽车将五位干部押送南和县城。

  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回到日本。回国后,他写了《中国战线的反战兵士》和《中国土地改革体验记》两本书。还与别人合写了《反战的故事》和《拖泥带水的战线》。书中记述了抗战时期他在冀南的战斗经历和反战活动。1981年,秋山良照来我国旅游,原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接见了他,一起回顾了在冀南那段难忘的战斗生活。

  1944年8月11日,冀鲁豫和冀南行署联合发出关于赎地问题训令,凡1943年以来因生活所迫而典卖之土地,均可照原价赎回;所借地主富农粮款可暂缓归还。冀南各地普遍开展了赎地缓债运动。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滏西地区永年、鸡泽、平乡等县开展了这一运动。由于南和县是敌占区和游击区,当年11月1日的县委会议上指出,赎地工作在南和暂不开展,如有要求赎地者,只可个别酌情解决。但在南和周边鸡泽、永年、平乡、任县等县的赎地运动影响下,南和很多村庄的卖地户向抗日政府提出了赎地要求。因此,在1945年1月3日的县委会议上,作出在全县大部分村庄开展赎地运动的决议。

  日伪通过“治安强化运动”在全县推行“大乡制”,普遍建立了伪大乡、村公所。但敌人所建立的地方政权,普遍松懈、涣散,并不稳固。伪乡长、伪保长(敌人叫保长,我们叫村长)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自身乡长、保长的地位来压榨农民群众。他们既要应付日伪,更担心八路军惩治他们。除了少数死心事敌的铁杆汉奸外,多数还没有完全丧失中国人民的良心,具有两面性。根据这一情况,抗日政府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开展工作,建立两面政权。在有党支部、党员活动能力比较强、群众基础条件比较好的村庄,有意识通过选举安排员或党外同情者、进步人士担任伪村长、伪乡长。在敌人势力强的地方,对死心事敌、通敌报密的伪乡长、伪村长坚决予以;对认不清形势或意志不坚定者,则通过说服教育为我所用。

  在南和及南沙地区,日伪建立了一套情报网,网络了一些乡村的保长、地主、恶霸和汉奸等充当他们的情报员,几乎遍及各个村庄。南沙武工队前四次进入南沙地区均未成功,就与日伪的情报网密切相关。这次武工队进南沙开展工作,也受到日伪几次袭击包围,造成了很大损失。

  南和县委、抗日政府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确定今后主要任务是积极配合武装斗争,大力开展争取、瓦解伪军工作。因此,武工队进入南沙地区以后,所做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在干部、群众中开展以抗战必胜、日本必败为中心的政治宣传攻势,肃清在广大群众中普遍存在消极、颓废、迷茫的思想。在伪军及伪组织人员中宣传当前抗战的大好形势和、八路军的政策主张。

  大南门和西门城楼上的伪军闻讯后,惊恐万状,纷纷逃离碉堡,四处躲藏,消匿在黑暗中。城中日军小队的驻地距离小南门并不远,为了避免日军出动增援,造成部队作战被动局面,指挥部决定主动撤离战斗。

  位于平汉铁路上的沙河大铁桥是冀南通往太行根据地的交通要道,由褡裢镇敌警务段伪警重兵守卫。敌人经常破坏抗日人员开辟的交通线,使得所护送人员和所传递的文件屡遭损伤,南和第四区(原南沙地区)抗日人员多次对其开展工作,未能争取过来。因此,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对敌人进行狠狠打击,扫除这一交通线月的一天,南和县大队组织了一个手枪班,由袁明盛、冉照须带队,化妆成过路的百姓,来到沙河大铁桥

  为了狠狠打击敌人,鼓舞广大军民的抗日情绪,冀南第三军分区决定攻打南和县城。战前,分区司令员张维翰、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李福祥、滏西支队司令员赵海枫等召开预备会议,研究制定这次攻城作战计划。决定利用在城内伪军中当班长的程双印这一内线关系,采取里应外合、智取巧攻南和县城。程双印,骆驼牧人,是南和抗日第一区区长程瀛珊的侄子,早先打入了伪军内部。攻城前,我方派人进城联系上了程双印,向他传达了上级的攻城计划,约定好攻城的时间和对接暗号,并做了其他一些里应外合的准备工作,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哎呀!真吓人,昨天晚上来了一营八路军,把我们包围了,营长还是老红军呢!还来了一个大官,给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

  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在开展救灾的同时,对武工队控制的乡、保政权进行了改选。通过民主选举,把受群众拥护和对抗日工作积极的人选为乡、保长。并对一些地主隐瞒的土地进行了清查,解决农民负担不公平的问题。东宋村新任乡长李万仁带头和群众一起丈量土地,对黑瞒地多的地主要罚一至三年的黑瞒地粮款。东宋村一保魏金镜被查出有黑瞒地200亩,罚其拿出小麦20石(约6500斤)救济无地的贫穷户。接着,按照土地质量折地、分等,本着地多多出,地少少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实行公平负担。这些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更解决了贫苦农民的生存问题,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南和及南沙地区出现的严重灾荒加上日伪的疯狂掠夺,犹如火上浇油,雪上加霜,直接威胁着广大贫苦农民的生存,大量灾民纷纷外逃,抗日军民处在十分艰苦的境地。

  事后,李发起向新井密告,是韩贞品在背后给统战军“出谋划策”。于是,新井决定对韩贞品进行报复。新井派出大批的日伪军在韩贞品经常活动的村庄日夜设卡盘查。由于长时间抓不到韩贞品,新井气急败坏,命人将韩贞品的母亲和嫂子抓住。敌人采取威逼利诱的办法,让韩的亲属进行劝说,企图使韩贞品投敌叛变。

  另外,大郝伪乡长马爱臣、侯村保长侯老敏、东宋村保长赵如金等人都是“白皮红心”、“两面政权”的代表人物。他们明着是为敌办事,秘密给抗日政府办事,一旦敌人外出“扫荡”,他们千方百计给我方传送“情报”。抗日人员住在村里,敌人来了,他们摆下烟酒、瓜果应付日伪军,尽说好话,抗日人员也会平安无事。一次,抗日政府人员郑孟时、张合恩到后郭平开展工作。走进村公所不久,就听见街上传来急步声,紧接着就是两声枪响。两人知道敌人来了,便隐蔽了一下随身带的有关物品,刚准备走出去混在群众里,伪三区警备队长冯秀斋带着几名伪军就闯进了村公所。这时村长连忙递烟奉迎,说:“都是自己人,没有外人”。张合恩趁机上前与伪队长搭话。村公所的人也随声附和说了些奉承话。在村长的掩护下,郑孟时和张合恩趁势离开了。

  1943年8月,为了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把冀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特别是为了打通从延安经太行抗日根据地,通往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冀南区党委三地委决定重新组建南沙武工队。

  据当时的一份资料显示,1944年至1945年,全县举行群众会70次,参会8380人;其中第四区(南沙地区)27次,参会2615人。举行伪军属会27次,参会60人;其中第四区3次,参会13人。举行乡、保长会35次,参会294人;其中第四区7次,参会93人。举行知识分子会6次,参会119人;其中第四区1次,参会40人。全县举行抗日军属会20次,参会100余人。另外,在伪军和伪组织中发展抗日同盟盟员已达50余人。

  1943年春,“日本士兵反战同盟”成员秋山良照和三地委部长梁一民、组织科长康健生及分区救国会主任张谭等一行数人来到南和。在县大队战士保护下,秋山良照连续几个夜晚对驻扎在县城、三召、郝桥等据点的日军开展反战大宣传。通过邮寄信件、打电话,夜间喊话等方式,宣传反战主张和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针对日本士兵的厌战思乡情绪,在向日军炮楼喊话时唱日本歌曲,以唤起日军思乡厌战情绪,号召日军士兵不要为侵略者卖命,呼吁日本士兵抵制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

  面对敌人疯狂抢粮,抗日政府积极组织、动员、帮助群众大量疏散隐蔽粮食,并调动县大队、区分队武装积极袭击抢粮之敌。抗日军民在反“扫荡”和反抢粮斗争中,与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12次,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为了彻底摧毁日伪的情报网,敌工部及武工队在各村、各保组织了“看青队”,侦察监视汉奸特务及其活动。“看青队”表面上是农村看护青苗的组织,实际上逐步成为了武工队的民兵组织。他们对本村的特务活动密切监视,将获得的敌伪情报送给武工队。另外,敌工部选派人员设法打入伪军内部,为武工队传递情报。

  中共南和县委和县政府根据冀南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决心跨过“封锁沟”、“公路网”,进入敌占区开展工作,进行武装斗争。南和县委、县政府把抗日大队组成几个游击小分队,从“沟外”鸡泽的黄沟、韩固等地分别进入县境。

  “老黄旗”是宋台人,真名叫杨歧山。他暗通日伪,勾结土匪,坑害乡里,破坏抗日工作。抗日人员几次进驻宋台村,都被日伪军知道,抗日人员只能住杨庄、聂庄、阎里,工作很被动。经县委研究,决定由县大队三区分队除掉这个汉奸。

  日伪对统战军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一方面对统战军进行武装清剿,企图加以消灭;另一方面,对他们采取拉拢、收买等“怀柔”政策。当时,南和日军宪兵队新井伍长企图对他们进行收买,通过关系想约见统战军队长李计英和陈冠英。李计英把这一情况向二区代区长韩贞品作了汇报。想利用与新井见面的机会,将计就计活捉新井。韩贞品同意了他们的行动计划。

  在抗日政府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不少伪军人员主动与抗日队伍联系,表示要改恶从善,立功赎罪。有的积极提供情报,充当内线年底,仅杜村、里首、西宋村、辛村、高村五个村就有10余名伪军开了小差。段村炮楼的韩英、王一民,任城炮楼的魏英志,县城东门炮楼的陈凤德等都成了内线。他们秘密参加了抗日组织“杀敌同盟会”,以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4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2月,冀南区召开了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确定了这一时期把伪军工作作为冀南三大中心工作之一。

  首先是通过召开知识分子、开明士绅、抗日军人家属座谈会,散发抗日报纸,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1944年1至7月,散发华北局在太行山晋东南地区办的《新华日报》2850份,冀南出版的《人山报》950份,广泛地宣传党的抗日政策。

  豆金华是豆村、河会一带的大地主恶霸,有长枪15支,短枪13把,势力很大。他和大汉奸刘国栋、高善奇、高德林来往密切。为了当邢台伪治安军高德林部的便衣队长,他多次刺探武工队情报,向日伪报告。武工队在邢台城东南一带很难开辟工作。并且,他依仗其兄在河南当伪县长,无辜杀害百姓,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民愤极大。1945年6月,由南和县大队与第四区区分队配合,将豆金华处决。

  1943年,冀南发生了严重灾荒,南和东南一带比较严重。为了减轻穷人负担,渡过灾荒,县委组织人员深入到丁庄、回庄、宋庄、三召、南头、东南张、河上村等村庄,发动群众,恢复建立农民协会。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同时开展借粮运动,受到了群众的拥护。许多农民情绪高涨,纷纷加入党组织或参加抗日工作,这些村庄的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

  由于伪军多是南和本地人,他们一家的老老小小就在当地,此举配合以武工队的锄奸工作,对伪军的工作也十分有效,起到了很好作用。

  “伪军兄弟们!”队长张力更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了。“我们是八路军,现在给你们讲一讲打日本鬼子的事。我们知道你们都是被迫来当兵的,过年都不能回家团聚。你们的家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你们的亲人都希望你们能过年回家吃团圆饭,为什么你们不能回去呢?这都是日本鬼子侵略咱们中国造成的”。

  正当赎地工作普遍开展的时候,抗日战争进入了准备大反攻阶段,党中央发布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同时,春耕生产季节已经来临,要领导群众开展生产运动。所以,赎地工作在1945年3月就结束了,时间虽短,但成绩是很大的。全县开展赎地工作的村庄约有50个,仅第一区和第三区进行赎地村庄就有18个,赎地户716户,赎回土地1100亩,土地增价337000元,赎回房产49户。

  张力更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讲了一个多小时,炮楼上一直很安静。最后,他话锋一转,用谈心的方式向伪军讲:

  1944年5月至7月间,冀南又发生了蝗虫灾害,南和灾情特别严重。蝗虫群飞来时,遮天盖地,几十亩、几百亩农作物顷刻一扫而光,损坏麦苗后,又啃食秋苗,仅南沙地区就有42村24400亩受灾。

  敌工部在对日伪工作中,认真贯彻上级的对敌斗争政策,实行争取发展中间势力,分化瓦解、打击顽固反动势力的策略。对部分作恶多端、罪大恶极,死心踏地为日寇效劳的汉奸、特务,采取行动予以处理。

  5日冀南区党委、行署决定将所辖一、三地委及一、三专署,分别合并为三地委和三专署。李福祥任三地委书记,温光中(南和左李召人)任三专署专员。南和隶属于三地委和三专署领导。9月1日

  王德富、郝庆隆都是沙河日伪军的密探,多次将武工队的情况报告给沙河的日伪军。1944年2月。武工队处决了王德富。而郝庆隆被抓住后,打伤看守人员张二贵逃往外地,再也不敢回来。

  “日本快要完蛋了,你们知道是谁在真正打日本吗?是我们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我们已经打了很多胜仗。而蒋介石呢,却躲到四川峨嵋山上去了。打败日本以后,我们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人民要当家作主人。谁打日本有功,谁消极抗日,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情况严重的南沙地区,武工队除了打击敌伪外,就是率领群众竣河、筑堰、扑蝗,组织看青队保卫生产,进行生产自救。为了组织群众剿蝗灭灾,武工队建立了“剿蝗指挥部”,各乡、保也组织了剿蝗大队、中队或小队,统一指挥剿蝗。为了鼓励群众打蝗,里首村推行打一斤蝗蝻,奖励一斤小麦的办法,收到良好效果。仅宋村和杜村两乡就组织打蝗蝻大队17个,小队225个,共7000人次,打死蝻子60万斤。其中里首450人,打了18天,打死蝗蝻64000斤,最高一天达4000斤。尽管如此,秋后统计54个村庄,受蝗灾损失少则10%,严重者损失100%,禾苗全部被蝗虫吃光了。

  袁明盛带领战士突然冲进炮楼,对伪警开枪射击。击毙伪警7人,缴枪9支,并将炮楼烧毁。战斗中,手枪班战士老宋,因手枪卡壳,光荣牺牲。这次胜利影响很大,打破了日伪军对抗日交通线的封锁,南和和南沙地区与晋东南太行山华北局的来往可以通行无阻了。(二)、设伏打击伪特务队

  月,为了加强党对抗日工作的领导,三地委正式批准成立“中共南和县委员会”。县委书记乔增堂,组织部长白梦笔(县委委员),负责一、二区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宣传部长王光福(县委委员),负责三区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工作;武委会主任吕静波。三地委决定成立敌工部(敌工站),任命县委委员申政(王献平)为敌工部长,主要成员有王宏(高士)、李福琴等。南沙地区敌工站由任玉亭、周世君、郑光等负责。

  “你们不要害怕。”胡大声地喊着,“今天我们不打你们,是来给你们讲打日本的道理的。”

  抗日统战军决定拿下骆庄炮楼,解除后顾之忧。统战军队员刘麻的(刘庄人)跟炮楼的伪军小队长是朋友,平时就有来往。队长李计英派刘麻的以朋友名义拜访伪军小队长,借以打探跑楼内的情况。这座炮楼共驻有伪军12人,白天一人站岗,其余伪军有的赌博,有的出去逛大街。晚上拉起吊桥,谁都不许进出。

  根据冀南区党委“紧缩机关,精简组织,以适应冀南新形势”的指示精神,撤销南和工、农、青、妇、文等群众团体组织,成立了“南和县抗日联合救国会”,简称“抗联”。戴统华任抗联主任,鲍耕西任秘书,主要成员有刘文远、阎海光、戴石进、王云(女)、侯征民等。“抗联”在南和县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12月15日开始,至1945年1月5日结束,为期20天。参加人员有余光、鲍耕西、程瀛珊、康宁、张桂兰、王宏、任玉亭等。第一期整风班学习结束后,从1945年1月7日又开始了第二期整风班学习。参加人员有刘玉玺、张清文、郑光、阎海光、王忠仁、裴守仁、韩巨涛等。由于发生了“胡佃事件”,整风学习被迫停止。

  这里还有一个武工队夜渡澧河进入南沙地区的小故事。1943年9月,武工队乘澧河发大水的机会进入南沙地区。一天夜里,武工队长张力更、政委王兆平及手枪班长冉照须等一行14个人趁夜色出发了。武工队进驻的目的地是宋村。这个村庄地处县界沟(封锁沟)里,介于里首和高村两个伪军碉堡之间。队长张力更和通讯员赵清江走在队伍的前面,队员们在中间,政委则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后。他们穿过大大小小布满了荆棘的沙丘,来到了澧河岸边。由于刚发过大水,河面很宽,幸运飞艇记录河水很急。在当地一位老乡的指引下,他们选择了一处河水较浅的地方。

  月16日,滏西支队及南和、永年、鸡泽县大队在永年县台湾村集结完毕,赵海枫司令员作了战前动员和部署。参战部队战士情绪高涨,大大提升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晚六点,在赵海枫司令员亲自指挥下,从永年县台湾村出发,经刘湾村西,前后郭平村东,经南韩与辛村之间,至半夜,秘密到达南和县城南面的小南关。攻城指挥部设于小南关南头一民宅内。此时,天空忽然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城墙上的伪军都放松了警戒,蜷卧在碉堡内睡觉。攻城战士悄悄接近小南门,涉水越过护城河,来到城墙根下。作为内应的程双印早已等候在城头上,互相对接了联络暗号。南和县大队张慕堂率领突击队架起云梯,迅速地登上城墙。由于得到了当夜敌人的“口令”,战士们一枪未发,一声未响,悄悄地来到城墙上几个伪军碉堡前。战士们举枪向敌军大喊:“举起手来,缴枪不杀!”这一声声呼喊,就象晴天霹雷,吓得伪军战战兢兢,呆若木鸡,一个个乖乖地举起手来。战士们打开小南门,攻城队伍迅速的占领了小南门附近街道。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日本法西斯已陷入穷途末路。为了挽救在太平洋地区的颓势,日本急欲打通中国大陆到南亚的交通,集中50万大军向正面战场发动新的进攻,从华北调走大批部队,驻冀南的日军110师团也被调走。日军在冀南兵员急剧减少,兵力部署发生了很大变化。

  秋山良照在南和进行反战宣传后,冀南军区遵照中央的指示派秋山良照去了延安。在延安他参加党校学习,后来加入了日本,继续从事“反战同盟”的活动。

  由于敌强我弱的局面未根本改变,南和县抗日队伍的反攻仍然以局部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的运动战结合攻坚战和适当的分散游击战为特点,主要以消灭日伪军有生力量,拔除其炮楼据点为主。

  李计英,巨鹿县进虎寨人,抗战初期参加过南和抗日县大队。1940年受当土匪的亲属引诱离开县大队,加入岗上村土匪团伙,并成为土匪头目。陈冠英,任县大陈庄人,抗战初期当过治安军,因不满日军的行径,到南和城北当了土匪。他们与南和日伪军无任何联系,而且把日伪也视为敌人。他们经常向伪大乡政权要粮、要钱,严重干扰了日伪“大乡制”的推行。南和日伪军以扰乱地方“肃正治安”为由,对他们也进行清剿,所以,李计英、陈冠英也乐意投靠抗日政府参加抗日。

  各区分别到有条件开展赎地的村庄,宣传抗日政府赎地工作的训令,向群众宣传抗战大好形势、赎地政策及赎地工作的意义。例如,三区和四区,在22个村庄中召开了38次不同会议,参加人数4887人。其中有群众会、赎地户会、知识分子座谈会、农会、看青队会等。通过宣传教育,群众对抗战的有利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赎地工作的伟大意义和赎地政策有了正确的了解,赎地运动得到迅速的发展,连有伪军据点的村庄,也开展了赎地工作。第一区张村,村边有伪军炮楼。该村因受鸡泽、永年赎地运动影响,群众找到抗日区公所要求赎地。抗日干部在村中被群众围住,要求解决赎地问题。干部进驻该村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和卖地户会,接着选举评议会、解释组,只用了五天时间就完成了赎地工作。赎回田地与增价者有45户,还清查出黑瞒地700亩。第四区高村(当时隶属于南和)是敌人炮楼所在地。该村赎地工作中,组织的评议会是由群众大会选举的,因而赎地政策得到了正确贯彻。东宋村的赎地工作也顺利地开展,在抗日干部的支持下,雇农张毛成的一片庄子从地主张老宣手中夺了回来,村民霍伏保也在赎地中得到了土地,他们都成为了抗日积极分子。

  当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即组织赎地评议会。评议会是由群众选举产生的,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三三制”原则,由贫农、中农、富农或开明地主组成。评议工作的方法、步骤是:(一)先由双方说明买卖土地的理由,使评议会对双方情况有所了解;(二)按照赎地政策用民主方式进行评议,先分组评议,再集中评议,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三)评议后如有一方不服者,评议员加以劝解,讲明道理,达到双方情愿为止。

  县长弓长岫在梁庄听完陈英的任务汇报。弓县长夸奖说:“你有胆有谋,为百姓除了一害,为抗日立了一功!”

  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群众对抗战的胜利充满了信心,对蒋介石反动派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消除了不少错误思想。宋村一位开明绅士说:“以前我只知道蒋介石是委员长,现在我才知道他只会退却。英美苏都在反攻,他还在退却。只有、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打了许多大胜仗,今后打败日本只有依靠八路军了。”当地群众都知道国特是个坏东西,连小孩吵架都互以“国特”相骂,并称顽固者为“国特”。这对伪属的影响很大,大大动摇了伪军军心。

  伪装成治安军的三名队员,一个是统战军排长张孟怀,一个是副排长李明英,另一名队员是乔志刚。他们原先是治安军,后来参加了统战军。所以,炮楼内伪军对他们三人毫无戒备。下午两点,按约定时间四人同时行动。刘麻的缴了伪军岗哨的枪,张孟怀等三人同时掏出手枪,对正在赌博的四个伪军大声说:“谁都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就这样顺利地端掉了炮楼,共俘虏伪军5人。其余伪军因逛大街未归,侥幸逃脱。缴获“三八式”大枪10支。统战军带着5名伪军俘虏,当天回到了北高村驻地。后将五名伪军俘虏交送任县抗日政府敌工站处理。

  通过开展赎地运动,贫苦农民得到土地和粮食,群众生活得到改善。敌占区的抗日工作也随之好转,一些原来隐蔽活动的村庄,变为公开或半公开活动;一些原来工作基础很薄弱的村庄,也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提高了抗日政府的威信。

  “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走后十分钟,你们可以打枪,扔手榴弹,明天你们好向日本人交差,就说和八路军打了一仗。”

  这些“两面政权”为抗日做了很多工作,但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1943年夏,县大队十几名战士在李双田的带领下来到宋庄。村长刚刚安排吃过早饭,就慌慌张张地来了,说:“日本鬼子来村里抓壮丁,伪军好对付,日本鬼子可就挡不住了,警惕着点。”正说着,两名日军已经进了胡同,来到了院子门口。县大队已经没有了退路,战士们只好隐蔽到屋里,做好战斗的准备。一名日军在屋门口叽里咕噜地叫了一阵,踢开了房门,准备进去。李双田一声令下,将这名日军击到在地,院里的那个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跑了。县大队战士们趁机撤出了村子。大批日军赶来后恼羞成怒,将村长绑在当街活活地烧死。

  “你怎么知道?”大家都有些不解。队长解释说:“宋村在北面,我们出发时是由南向北走的,河水从西向东流,冲击的是我们腿的左侧,现在恰好相反,冲击的是腿的右侧,这不是又返回了吗?”

  武工队进入这一地区后,以澧河两岸及澧河内的宋村乡和杜村乡为重点活动范围,只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武工队就站稳了脚跟。接着,他们把重点伸向南和的西里乡,沙河的善下乡、南阳乡,邢台县的北吴、河会一带,开辟了邢台以东60个村庄,成为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同时不断向敌占区附近发展。南和县过去能进去工作的仅30个村庄,而今发展到110个村庄。

  敌人兵力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团,共500余人,而县大队只有100余人,兵力数倍于我,敌我双方众寡悬殊。但抗日军民士气旺盛,面对来犯之敌,严阵以待。村里民兵和群众也纷纷表示,坚决配合县大队狠狠打击敌人。为了不负众望和把握有利战机,李双田大队副命令一排分三个班,分别从杜村东、西、南三个方面进行狙击,逞三面包抄之势,使敌人不知我军虚实,处于被动挨打态势。

  “都集合好了吧?”小胡不慌不忙地喊了一句。“现在请我们首长给你们讲话。”

  1944年12月份开始,南和县委在组织部长白梦笔的组织下,从县、区机关抽出人员参加整风班,分期、分批进行整风学习。第一期整风班从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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